这些传记，打开看待名人的多重视角

　　人物传记向来是非虚构出版物中的重要一支。在今年的上海书展中，一系列新近出版的名人传记为我们打开了通往名人真实世界的大门。它们有的发掘独特视角，通过对作品的解读重新回顾艺术家的一生，如扬·斯瓦福德撰写的《贝多芬传》；有的告别成见，在想象与认知的灰色地带探寻盛名之下的真实人格，如迈克尔·怀特撰写的《牛顿传》；还有的拨开迷雾，在细枝末节中拼凑隐藏于作品背后的 “另一个世界”，如安托万·德·巴克和诺尔·艾伯共同撰写的《侯麦传》……

　　一千个读者心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同样，一千个作家笔下也会有一千种人物传记。——编者

　　《贝多芬传》《梵高传》：

　　它们打开独特的视角，通过作品洞察名人的一生

　　今年是贝多芬诞辰250周年。他或许是我们最为熟悉的音乐家，只要听到这个名字，脑海中便会响起阵阵旋律。关于这位音乐家的传记同样版本众多。可以说，只要对贝多芬及其音乐的兴趣不减，人们对贝多芬传记的持续创作就不会停止。当我们了解他被浪漫主义的拥趸解读为开拓者，但本质向往的是乐观和未来导向的启蒙精神；当我们了解他抵抗磨难虽那般坚强，性格却敏感多疑……还有什么可以让一本新的贝多芬传记脱颖而出？在由美国作曲家扬·斯瓦福德撰写的厚达870页的《贝多芬传》中，我们得以通过同行的视角重新审视贝多芬的一生。

　　在斯瓦福德尚年少时，一次在超市货架上与《“英雄”》唱片的邂逅，开启了他和贝多芬的不解之缘。此后，罗曼·罗兰《贝多芬：伟大的创造性年代》中高度浪漫的贝多芬形象，又鼓励他走上了作曲的职业生涯。在斯瓦福德眼中，贝多芬和他本人以及许多其他人一样：无论坐在桌前，弹钢琴，还是在田野和森林中漫步，都在一个个音符、一个个乐句、一个个段落地构思音乐。所以在《贝多芬传》中，我们很难看到同类传记中常见的“天才”“杰作”等用词。换言之，斯瓦福德认为贝多芬代表了音乐家和作曲家的通常生活，正是这种不同寻常的观点，成就了该书独特的站位和视角。

　　《贝多芬传》的另一特色，在于斯瓦福德在用学术般的考究来叙述贝多芬生平的同时，加入了对贝多芬音乐创作的理解。他将贝多芬的作品视作其人生的组成部分，从而实现对这位伟大作曲家的生平逸事和思想的认知。值得一提的是，书中虽不乏作者出于作曲家的本职身份而写下的对贝多芬创作思想和音乐形态的洞见，但斯瓦福德将大量严格意义上的音乐分析放入注脚，努力让正文不因佶屈聱牙的音乐术语而丧失趣味。就这样，《贝多芬传》在为普通读者讲述作曲家生平的同时，也为专业人士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发。

　　无独有偶，同样在艺术领域，法国作家大卫·阿兹奥也用那些广为人知的画作，重新串起了画家梵高的一生。

　　温森特有一幅画鞋子的油画：两只鞋虽已穿破，却仿佛彼此扶持着要走完余生的路，这幅作品被视作温森特和提奥兄弟二人的写照。可以说，没有提奥的经济支持，就不可能有温森特的艺术生命。在一次雨中散步时，兄弟俩谈到世界和他们的未来。两人盟誓要超越亲情，终生相助。正是这种誓言，为我们成就了艺术史上独一无二的书信往来。阿兹奥正是以梵高兄弟二人的大量书信为证，在最新版的《梵高传》中重新梳理了画家的一生。从中我们得以发现，那一幅幅广为人知的画作背后，是梵高生命中的一个个重要片段——

　　32岁那年，温森特曾无限崇拜，后来又无比激烈地鄙弃的父亲，在一次心脏病后突然离世。他用几个小时就完成了《静物：翻开的

　　父亲的离世解放了他的绘画，一个艺术趋于成熟的温森特来到巴黎，进入纯粹创作的阶段。他在两年间完成了30余幅自画像，其中就包括颇负盛名的《戴草帽的自画像》。之后在阿尔勒，温森特犹如一辆“绘画的火车头”，创造出一系列数量惊人的杰作，包括我们所熟知的《黄房子》《露天咖啡座》《向日葵》。

　　如果在温森特的艺术道路上，提奥是福星的话，那么在一次相聚中，高更就能成为他的克星。一场满怀期待的会面，被高更转化为一场精神的骗取，并最终毁掉了一颗灵魂。精神崩溃的温森特在割伤左耳后创作了《缠绷带的自画像》，画中人一副询问的眼神，仿佛在叩问自己如何走到了这一步。此后，他的人生再无法摆脱病魔的纠缠。在那幅创作于1890年夏的《乌鸦乱飞的麦田》里，钴蓝色的天空动荡不安，黑压压的一群乌鸦消失在画幅的右角，似乎预示着死亡的来临。一个月后，梵高扣动扳机，结束了自己三十七岁零四个月的人生。

　　阿兹奥将自己所作的《梵高传》称为一部“书信体小说”，这虽然是欧美文学的概念，却不妨碍我们理解这部传记的特点和价值所在——书中许多亮点和精彩段落都是从温森特的书信中生发出来的，这些文字能够帮助我们认识一个真实的梵高，以及那些广为人知的画作背后的真实人生。

　　《牛顿传》《梭罗传》：

　　它们走出固化的成见，探索想象与认知的灰色地带

　　在一份历史上知名的影响力人物名单中，艾萨克·牛顿名列第二，之所以获得这项殊荣，无疑是因为他对科学无可比拟的贡献。他所创建的诸多原理，帮助我们塑造了现代世界的模型。他是世人景仰的天才，更是破界创新者。

　　然而，牛顿并非如历史一向记述的那样是个人格无暇的人。他的形象长期受到“信徒”和一代代崇拜他的传记学者的保护，后者拟造了一些不太准确甚至是虚构的故事，以塑造牛顿“科学伟人”的形象，却故意避而不谈他从事炼金术和个人信仰。在由英国作家迈克尔·怀特撰写的《牛顿传》中，作者以特有的科学视角，求证于牛顿留下的50多万字的炼金术手稿和100多万字的神学手稿，向读者展示了他痴迷炼金术、神学研究和奠立近代科学基础之间的重大关联。

　　从这本书中，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一个性格曲折难解、穷尽一生追求知识的天才。在孤独的少年时代，他对传统的教育不满，难以觅得他人的友情，于是他将自己隔离，超越成长环境的限制，去探索更为广阔的科学世界。就本质而言，牛顿是一个偏于隐闭的人，他情愿退缩到一个角落，与整个世界隔离。同时，他还是一个不喜欢墨守成规的人，他拒绝接受教会颁定的守则，并订阅阿里乌教派的刊物——在当时的宗教环境里，如果牛顿的这种信仰为外人所知，那么他在达成一生的丰功伟绩之前，可能就已被彻底毁灭了。

　　在那曲折难解的性格背后，牛顿还是一个为学术界所不容的炼金术士。从他图书室里的浩瀚藏书以及遗留下来的大量文稿和札记中，人们发现了许多难以置信的资料，其中就包括超过50万字的炼金术手稿——这无疑让那些视牛顿为“神”的早期传记学家如鲠在喉。然而谁也无法否认，这些资料证实了牛顿一身花费在炼金术上的精力，远远超过探究纯科学的心力。怀特在《牛顿传》中果敢地正视这一事实，并且探讨了炼金术对牛顿的科学研究产生的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在他看来，牛顿从炼金术的研究中获得了关键性的启示，从而发现了足以改变世界的科学成就。

　　牛顿说过：“虚假的事物可以被随意想象，唯有真实的事物才能被理解。”想象与认知之间有一片灰色地带，它有时成为传记学家自然的藏身之所。然后，随着神话逐渐被破解，掩盖已久的真相陆续出现，这片灰色地带就变得越来越狭小。而《牛顿传》，正是这样一本探索想象与认知间灰色地带的著作。

　　在文学领域，同样有一位名人的真实人格被作品的声誉所掩盖。

　　提到梭罗，没有人不会联想到那部久负盛名的经典散文《瓦尔登湖》，没有人不会在头脑中想象出一座森林中孤独的木屋。但或许很少有人能了解，《瓦尔登湖》背后的那个人本身是何种样子，他的心灵又蕴藏着怎样的风景？在美国作家罗伯特·D.理查德森所著的《梭罗传：瓦尔登湖畔的心灵人生》中，梭罗鲜为人知的人生轨迹被展现在读者眼前，让我们得以走近这位伟大作家、哲学家、思想家的真实心灵。

　　1845年3月末，梭罗拿着借来的斧头来到瓦尔登湖旁的森林，又向树林借来几棵白松，开始在此处建造那座即将留名美国文学史的小木屋。梭罗宣称，他走向森林，“主要是为了从容地生活，去面对生活中最基本的事实”。他并不是为了征服自然，而是在“进行一场象征性的实验”。这是一场只属于他个人的实验，不仅意味着个人意义上的自由，更意味着精神层面的释权和解放。

　　一个人真正需要多大的房子、多少衣物？我们的生活究竟需要些什么？“生活”到底由哪些必需的事物构成？这是梭罗所进行的实验的目的之一。梭罗的迁居之举从来都不仅仅是一次冲动的逃逸行为，而是一种自发的“改革”。这名栖身于湖畔的伟大作家从来不应被误读为消极避世的典型，正是他发现了人类社会与大自然真正的纽带，并使之成为自身社会生活的稳固支撑。

　　《梭罗传》所描绘的亨利·梭罗的生命轨迹，从1833年在哈佛大学并不愉快的求学经历开始，到1862年5月6日在康科德的家中病故，诚如他所言，“一生只有一个世界”。这条轨迹横亘于梭罗一生的创作历程与思想史，逐渐靠近他心中的“我们的生活的本源”——所谓埋藏着有关自然与生活之间巨大隐喻的瓦尔登湖。与此同时，《梭罗传》还考察了梭罗与爱默生、玛格丽特·富勒、沃尔特·惠特曼等人的友好往来与思想交流，从而在19世纪的语境中对其一生的心灵轨迹进行综合审视。

　　《侯麦传》《简·奥斯丁传》：

　　它们穿越时光的隧道，讲述隐藏于作品背后的真实人生

　　埃里克·侯麦像一个谜。

　　你或许知道他生前拍摄的25部长片在世界各地吸引了超百万人次观影，知道他作品中的“道德故事”“喜剧与谚语”和“四季故事”系列，但你是否知道，在埃里克·侯麦这个化名背后，隐藏着另一个名叫莫里斯·谢赫的男子？他低调、神秘，过着一种平行生活，总是喜欢藏匿在电影作品背后。他的母亲直到临终前，都还以为儿子是一名中学老师。

　　神秘，不仅是侯麦电影文本叙事的驱动力之一，也是这位拥有复杂人格的全方位艺术家的魔咒。可以说，神秘贯穿在埃里克·侯麦和莫里斯·谢赫二者的平行人生中。直到侯麦去世时，侯麦家族的人——即侯麦电影的工作伙伴，才与谢赫家族的人——即侯麦现实生活中的家庭成员首次见面。侯麦花费一生努力经营的双重时空终于在他现实生活的人生结尾处自然相连。而他那些看似没有故事的电影，始终见证着这位钟情于模棱两可、随性所致，隐藏在叙述者背后的作者侯麦的存在。

　　神秘的侯麦堪称一位完美的书写对象，我们对隐藏在摄影机后的低调的他所知甚少，尤其莫里斯·谢赫本人似乎也很排斥在电影之外留下太多埃里克·侯麦存在过的证据。2010年去世之后，侯麦留下的140箱资料成为安托万·德·巴克和诺尔·艾伯撰写《侯麦传》的主要素材。在这本传记中，我们可以看到两位作者事无巨细地论述侯麦每一部作品的创作与制作过程，同时也有机会看到侯麦青年时期所写的部分诗句、影评、论文以及同私密友人的书信片段。因此，这是一部被无数细节充盈的考据癖式的传记。莫里斯·谢赫和埃里克·侯麦的双重生活就是在无数个细节的填充下逐渐从模糊到清晰。

　　名字不仅仅是符号，更是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很多时候两者是重叠的，或者是矛盾的，这也是侯麦作为书写对象最有趣的地方。《侯麦传》成功地让那个躲在所有影片背后腼腆、害羞又狡猾的埃里克·侯麦毫无伪装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在阅读《侯麦传》的过程中，他不开口说话，我们就能知道他在想什么了。

　　如果侯麦是电影界那个“隐藏在作品背后的神秘男子”，那么简·奥斯丁就是文学界“隐藏在作品背后的无名女子”。对于文学爱好者来说，18世纪末英国作家简·奥斯丁的作品一定不容错过。她一生创作了六部为世人所钟爱的小说，其中的《傲慢与偏见》可谓家喻户晓。然而，这样一位有着崇高文学地位的作家，在她所生活的年代却是一个寂寂无声的人物。即便是在今天，有关她的生平传记依然少之又少。

　　与同时代的其他作家相比，奥斯丁的一生可谓波澜不惊、平淡无奇。这种“半隐居”的生活方式给了她创作的自由，却也让有心为她立传的作家举步维艰。奥斯丁没有给后人留下只字日记，有关她的文献资料少之又少，仅有的一些与家人间的通信也被侄女付之一炬。在奥斯丁去世二十多年后，伦敦一家书商有意出版她的作品，希望从她的哥哥亨利·奥斯丁那里了解些许女作家的生平，然而得到的答复却是“平平无奇，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事迹”。

　　然而奥斯丁的独特魅力依然吸引着不少传记作家挑战这一难题，克莱尔·托马林便是其中之一。在资料极度匮乏的条件下，托马林决定采取烘云托月、迂回曲折的方式讲述简·奥斯丁的一生。她搜集了大量资料，耗费大量的篇幅描写庞大的奥斯丁家族、他们的朋友，甚至是远在数十英里之外的邻居。托马林不厌其烦地描写他们的衣食住行、家长里短，以期通过这些细枝末节还原奥斯丁生活时代的方方面面。

　　于是在《简·奥斯丁传》中，我们得以了解女作家看似简单的人生实则波澜不断：她与一位年轻的爱尔兰男子有过一段多舛的爱恋；她曾频繁地前往伦敦旅行和访问；她的弟弟在拿破仑战争时期为海军服役；与她关系亲密的表姐的法国丈夫被送上了断头台……虽然奥斯丁的小说对此丝毫没有涉及，但她的生活却渗透着时代的痕迹。与此同时，托马林还试图告诉我们隐藏在作品背后的简·奥斯丁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她聪慧幽默，但也有一些刁钻狡黠。这些特质，在奥斯丁的小说中同样能窥见些许痕迹。

　　相较于以往的简·奥斯丁传记，托马林的这部《简·奥斯丁传》还通过作家的私人生活指出其作品的深层意义。例如《傲慢与偏见》这部具有“圆满结局”的“快乐喜剧”，却是在姐姐卡桑德拉的未婚夫去世，奥斯丁的初恋夭折后写成的。小说中的情节和现实中的生活截然不同，让读者感觉奥斯丁在全力营造一件让自己摆脱伤痛的艺术作品，创造一个与自己生活截然相反的“另一世界”。（陆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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