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星大道歉时代来临：不管做错什么，道歉就对了

日本人福原爱，正在成为互联网上最新一位站出来道歉的明星。

“对于福原爱的相关报道，很抱歉造成大家的困扰，对不起。”4日，福原爱通过公司官网发布声明，为因夫妻关系紧张而引发的舆论关注表达歉意。虽然这句“道歉”毫无信息增量，但人们好像已经习惯：对陷入舆论风波的明星来说，不管做了什么，道歉就对了。

在福原爱之前不过一周内的时间里，中文娱乐圈的道歉名单里，又多了三个名字：李诞、肖战、宋轶。过去，明星需要为假唱、闯红灯、酒驾、涉毒、出轨等触犯法律、违背公序良俗的事道歉，如今，他们要“道歉”的事似乎越来越多，也越来越琐碎：他们需要为在私人场合吸烟道歉，为粉丝行为道歉，为宣传文案道歉，为谈恋爱道歉，为离婚道歉……就算没什么错，也可以为“占用公共资源”道歉。

一面是网络舆论对人的要求日趋严厉，被拿着放大镜考察衡量的明星动辄得咎，被要求站出来给公众一个说法；一面是艺人道歉的方式越来越流程化、模式化——歉意变得越来越稀薄，轻易到只需敲击几下键盘、点击一次鼠标，就能在负面事件中占得先机，拿到“保命”的筹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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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的三桩道歉里，李诞和宋轶都属于临时翻车。

2月24日，李诞在微博发布视频，为一款内衣带货，文案是：我的职场“救身衣”，一款可以让女性在职场中躺赢的设备。这句宣传语随即让许多网友感到被冒犯，开始“声讨”品牌方和李诞本人。25日下午，李诞在微博道歉，表示“这次是我的不好，反省，感谢大家批评”。

仅用一天，他就快速消化、完成了道歉流程，至少在态度上，拉到一定程度的好感。速度，几乎成了突发翻车事件中危机公关的要义，分秒必争，在舆论发展成滔天巨浪之前，为自己争取到有利位置。

女演员宋轶的道歉更是以分钟计。3月1日晚，《爱的理想生活》开播。这部电视剧根据朱德庸漫画《涩女郎》改编，宋轶饰演以“结婚狂”为原型的女主角，主要特征就是想嫁人、想结婚。

按照惯例，宋轶在微博发送剧照和宣传文案，配合新剧播出。一条带上“好嫁风”的微博，发布于3月1日19点32分。但随着话题被推上热搜，争议也因此展开。接下来的4个小时内，宋轶先后删除热搜里的话题“宋轶好嫁风造型”，删掉文案里“好嫁风”三个字。3月2日0点27分，这条微博被再次修改：三张剧宣图上的“好嫁风”被画上大大的红×，替换成“优雅风”“温婉风”“清新风”。

三个醒目又“粗暴”的红×，是艺人修订错误时的匆忙与决心。5分钟后，0点32分，宋轶在微博正式道歉。

那条“肇事”微博，最终的编辑记录显示，“温婉风”的海报文案再次被改成“温柔风”，时间停留在3月2日0点3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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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舆论环境越发严苛，艺人的自我审查尺度也越来越紧，但“犯错误”的标准始终边界模糊。

20年前，赵薇因为“身穿日本军旗装”深陷舆论危机，最终以写道歉信、接受电视采访认错的方式收场。主持人林海当时在电视节目里评论，一个人可以没有知识，但要有常识；一个人可以没有常识，那他要看电视。但当下，无论拥有知识、常识，还是及时上网看电视，只要明星持续在公开场合表达，哪怕再谨慎，也无法避免在意料之外的地方，出现舆论风险。

而道歉，自然成了风险出现之后的常规动作。有媒体总结了2020年明星都是因为什么上热搜，回应、恋爱、发文、告别、道歉、结婚、声明成为最显著的关键词。

2021年1月13日，虞书欣、郑爽、丁真三位明星同时在微博道歉，被人们戏称“微博道歉日”。虞书欣的道歉，是为了平息粉丝造成的舆论风波。作为选秀艺人，她和其他爱豆一样，无法预测数量庞大的粉丝会做出哪些失控的举动。

▲ 1月13日，虞书欣为粉丝行为在微博上道歉

网红丁真道歉，则是因为一段他曾在室内抽烟的视频曝光。网友认为，这与其走红后宣传“不抽烟不喝酒戒碳酸饮料”的人设不符。

曾经，一个人是否犯错，可以有很清晰的定义。吸毒、酒驾、交通肇事、偷税漏税……法律禁止的内容明确且具体，约束着包括明星在内所有人的行为。此外，千百年传承下来的习俗与共识，也具有警示作用。出轨、假唱、伤害民族情感……一旦出现这些行为，尤其是公众人物，是一定会被反对的。

但现在，生活的丰富性提高了，可能性也随之增加，法律避免不了的模糊地带，互联网更无法达成共识。新的流行词、新的规则、新的“道德”随时产生，新的“话语权”也在形成。网友们在社交平台上聚集，为郑爽是否犯法而掐架，为范冰冰为何不入刑而争论，为肖战是否无辜而厮杀。

明星，是愤怒最常见的落处。2019年11月5日凌晨，黄子韬为新歌发布微博称：“这么多年了，这首长达五分多钟的《最好的我们》不打动除了粉丝以外的人的话，我真的失去私心好好当个戏子去吧。”第二天，他因使用“戏子”一词犯了众怒，被挂上热搜。

陌生人是一座座漂在互联网海域里的孤岛，但不妨碍人们随时可以结成不可分割的群体，发动一场声势浩大的讨伐。

来自民间的网络监督，甚至不局限在当下，更会追溯过往，“互联网是有记忆的”成了一句被广泛引用的口号。新的互联网用户足够年轻，有充沛的内容生产力和旺盛的传播热情。他们，以及由需求衍生出来的娱乐营销号，高举让网民喜闻乐见的挖坟铁锹，环伺在每一条与明星相关的微博下。

在这面正义的大旗下，明星完全有可能因为十几年前的举动引发舆情。2月15日，因为在三年前的一档综艺里冒犯了对方，袁姗姗向张小斐道歉，称自己“不太会讲话……没有掌握好分寸”。

没有艺人能拍着胸脯保证，能在日益扩张的、防不胜防的道德禁区里安全闪避。不仅是常常身陷话题之中的袁姗姗难以避免，就连擅长文字和语言表达的脱口秀演员李诞，不具备“腥风血雨”体质、尚未成为一线的宋轶，都成了最新的犯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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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争端能止戈于道歉，那将是道歉者最大的福音。但道歉真的有用吗？

根据《凤凰周刊》2020年8月5日转载的《新的网络流行词——取消文化》一文提到，一种名为“被取消”的恐惧，正在席卷社交媒体上的知名人物或知名企业。

文章称，“取消文化”是一种抵制行为，尤其是在网上发起的抵制行为。当这些知名的人或者企业，“因为说了或做了一些令人反感或不能接受的言论或行为，然后就被各种舆论抵制，其工作机会、商业代言、企业赞助，甚至其网络影响力‘全被取消’。”

这现象背后的时代背景，是移动互联网普及带来的舆论场上话语权的易手。十年间，微博依靠粉丝经济起死回生，社群核心从明星转移到粉丝群体，互联网的话语权和监督权，也从精英群体转向普通网友。他们的情感朴素又简单，有无数种方式向不喜欢的娱乐产品说不：反对直播里有“劣迹艺人”，抵制争议爱豆出席盛典，投诉其代言的商品，举报其出席的活动……在流量为王的语境下，谁站在公众的反面，谁就是流量的敌人。

原本长久存在于互联网、甚至是日常生活中的灰色地带，正在渐渐消失，留下一堵堵黑白分明的壁垒。现在，一个道歉者，甚至可能连敌人是谁都不知道，就要接受最极端的命运处罚——从互联网上消失。

在郑爽被官媒点名后，有网友炮制出一则“被消失”的谎言：一个叫郑爽的普通市民，在某外卖App点餐时被禁止下单。人们事后指责这则谎言的无稽，但它的流传，正是人们在过去一两年里，见证了太多人“被取消”的真实体感。

2020年，包括《哈利·波特》作家JK·罗琳等150名作家和学者发表联名信，谴责“取消文化”危害言论自由。联名信表示，“公开羞辱、集体排斥、盲目的道德观”无助于社会的公平正义和理性辩论。他们还提到，社交媒体的确能让社会正向改变，但不能因此失去公开辩论的环境。

但现实是，留给明星公开辩论的空间已经极其稀缺了。与其向千百万陌生人解释事件始末、孰是孰非，倒不如尽快在社交媒体上道歉——或者应该用“滑跪”这个词，才是一个明星能作出的，最得体的认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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